刘昕杰（四川大学法学院）

　　中国法律的移植是一个痛苦和艰难的过程，不仅仅是因为制度的抵制，更在于观念的冲突。中国人崇尚和谐，而耶林说，法律的生命是斗争;中国人提倡重义轻利，而法律要求每个公民都要忠实的捍卫自己的每一份权益，观念的冲突势必导致法律适用的差异，中国的法律上被天理压抑下，受人情束缚，似乎已不再是我们法学课本中所定义的正义之剑，而只是法官们在斟酌各方利益之后的平衡之术。　

　　制度的不规范使法律的实现更依仗于法律人的责任心与能力。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我们开始在法律中生活，中国的法治在摸索着前进，我们也在摸索着前进。不同的是我们的法治正在从感性走向理性，而我们却是把书本的知识具体为一个个活生生的判例，是在从理性走向感性。　

　　走向感性的过程实质是寻找法律另一面的过程，意味着知识的人性化，而这种人性化能让我们体会法律在特定语境下的含义。任何制度的最终指向终归是人，悬浮于人之上而不作用于人的知识不外是一种文明的浮躁。推崇法律至上并不意味着法律的高高在上，而是揭示出在人际之间利益冲突的价值取向。法治的实质是一种秩序的选择，这就注定了法律最终不过是人与人关系的折射。当我们知道运用法律的最后结果是个人与企业的的生死荣辱时，我们会对法律增添一层发自内心的谨慎与信仰。　

　　走向感性意味着走进现实，法律不会始终板着脸，法律也会哭，法律也会笑，法律不仅会为直面黑暗而斗志昂扬，也会因为挚肘与束缚而感到孤独无助。只有当我们与法律同喜同悲时，我们才会触摸到法律的感性，在感性化的过程中，我们失去的是年幼的浮华，得到的是对法律的完全认知，从而对法律寄予合理的期望。　

　　走向感性的过程并不是一步轻松的跳跃，而是一段内在思维方式重新建构的过程。特别是对习惯了在形而上的殿堂中思考的人而言，因为他并不只希望被现实所指引，毕竟中国的法治终究会迈向理性。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除了等待，是否还应该做些什么呢？没有人能教我们，因为在一个数千年人治的社会基础上，嫁接整套的西方法治，没有任何人类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但我们总不能在已经标明了方向的道路上徘徊不前，这可能是我们跳跃在理想与现实间应该深深思考的，这段感触正是海德格尔在《诗人哲学家》中透出的“在路上”的心情：　

　　道路与思量，　

　　阶梯与言说，　

　　在独行中发现；　

　　坚忍前行不息，　

　　疑问与欠缺，　

　　在你独行路上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