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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法制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评岳宗福《近代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研究(1912—1949)》

来源:杨树标 聂家华
2220
2010/3/19

杨树标  聂家华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社会法是在国家干预社会生活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门类,所调整的是政府与 社会之间、社会不同部门之间的法律关系。在中国大陆地区现行法律体系中,社会法是七大法律部门之一,并被界定为“规范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关系的总和”。虽然大陆地区学术界对于社会法这一概念的含义和内容还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如有的把它界定为一个法律门类、有的把它界定为一个法律群体、有的把它界定为 一个法域 、还有的把它界定为一种法学理念或法学思潮),但一般都把社会保障法视为社会法的基本内容甚至主体内容。

 

 

 

社会法也称社会立法,是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产物。其实,早在民国时期,社会法的概念就已经通过日本传人了中国,现在对中国人来说并不应该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只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地区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立法也无从谈起,也就更不会有人去研究社会法。社会法再次引起国人的关注已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特别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为改革的目标以后。因此,社会法的研究 目前在大陆地区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迄今也不过十余年的历史,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还很多。岳宗福在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勇于探索,独辟蹊径,选取“近代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实际上是从法制史的角度研究社会法的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开拓性尝试。

 

 

 

社会法既是一门新兴学科,也是一个交叉性的研究领域,这就决定了研究近代中国社会 保障立法必然是一个兼跨历史学、社会学、法学和法制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课题。岳宗福经过刻苦努力,在大量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陆续发表有《国民政府社会保险立法述论》、《民国时期的灾荒救济立法》、《国际劳工组织与民国劳动保障立法》、《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领导的社会保险立法》等多篇相关学术论文,开拓出了一个新的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正是在这些学术积累的基 础上,他完成了2O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理念的嬗变,制度的初创—— 近代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研究(19121949)

 

 

 

从浙江大学毕业后 ,岳宗福在繁重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余,又对自己的博士 学位论文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修改和加工,最后定名为《近代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研 (19121949)》,由齐鲁书社于2006 l2月付梓出版。该书立足于历史文献资料整理和解读,充分发挥作者研究视野宽广的学术特长,熟练而灵活地从社会史、法制史和社会法学多学科相结合的新角度人手,全面系统地完成了对近代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的深入研讨,堪称中国社会法制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值得一读。

 

 

 

社会保障法是社会法的基本内容,因此研究社会法制史也应该从研究社会保障立法的历史进程人手。大家知道,社会保障是一个包容甚广的制度体系,按照我国大陆学界比较趋同的认识,一般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四个方面,作者在书中对这四个基本概念进行了辨析,并结合中国传统社会保障的思想和实践活动,确定从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抚恤四个方面研究近代中国社会保障立法,既合理吸收了目前社会保障学的基本理论,又充分考虑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颇有创见。通读全书,有两条贯穿始终的 主线,一是探寻中国近代社会立法理念的嬗变过程 ,二是建构中国近代社会法制体系的雏形 ,这也是全书的成功之处和精彩所在。

 

 

 

首先,该书首次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近代中 国社会立法发展的历史进程。社会立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英国的济贫立法、劳工立法以及德国的社会保险立法。若从英国《济贫法》算起 ,社会立法在世界范围内大致经历了济贫立法 、劳工立法 、社会保障(或称社会福利、社会安全)立法三个发展阶段,其基本内容包括劳工保障、合作事业、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抚恤等多个方面。作者在书中从总体上考察了我国近代社会立法的概况,并把近代中国社会立法的进程 划分为三个阶段: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为中国近代社会立法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社会保险的理念已经传人中国,政府劳工立法中也已出现“劳动保险”的概念 及有关劳工保障的条款,政府颁行的《游民习艺所章程》、《勘报灾歉条例》及有关文官 、警察、军人抚恤的系列法令,也把中国传统的救济、救灾、抚恤等社会保 障形式引向了法制化轨道;从国民政府建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是中国近代社会 立法的发展阶段,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颁行《慈善团体监督法》,将民间的慈善 救济活动纳人法制化管理;在救灾立法方面,除颁有勘报灾情的条例与规程外,还出台《救灾准备金法》,建立了中央和省两级救灾准备金制度;在劳工立法的过程中,先是拟成《劳动保险草案》作为《劳动法典》独立组成部分,后又拟制《强制劳工保险法草案》作为单行劳工法规,这表明当时的社会立法已开始迈上了现代化的门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以国民政府社会部的成立为转折点,中国近代社会立法进人了快速发展时期,此后《社会救济法》的颁布为中国近代社会立法奠定了基石;从《社会保险法原则草案》的议决,到《健康保险法草案》、《伤害保险法草案》、《社会保险方案草案》的草拟与川北盐工保险的试办,再到《社会保险法原则》的最终确立,演绎了中国近代社会保险法制化的曲折历程;《职工福利金条例》、《职工福利社设立办法》、《农民福利社设置办法》、《捐资兴 办社会福利事业褒奖条例》、《社会部奖助社会福利事业暂行办法》等法令的公布,为构筑中国近代社会福利法制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三个阶段的划分,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立法提供了基本架构,符合中国近代社会立法的实际情况,值得肯定。

 

 

 

其次 ,该书开启了从立法理念的嬗变过程考察社会立法的研究视角。立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需要立足于一定的立法理念基础之上,评估社会立法必须先行考察立法理念的嬗变。作者认为 ,中国 自周秦以来即进人了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在漫长的农业时代,社会保障的主要形式具体表现为救荒救灾及民间的慈善救助活动,这些活动带有浓厚的恩赐及施舍色彩,并且多是一些临时性的赈济措施,而没有形成一套经常性的法规制度,因此也没有立法理念可言;进人近代社会以 后,中国社会立法理念经过从恩赐、施舍、慈善的传统观念到国家责任理念,进而到维系“全体国民福利,保障社会永久安全设施”的嬗变过程,而这个嬗变过程是沿着两条路径进行的,一是传统救济、抚恤传统社会观念的近代化改造,二是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西方现代社会法理念的引人。

 

 

 

第三,该书从法律现代化的宏观视角审视了近代中国社会立法的历史价值。法律社会化是近代法律制度变迁的一大趋势,以维护社会本位为取向的社会立法,被视为法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之一。作者认为,民国时期,“法的社会化”趋向已十分明朗,“自产业革命,社会经济组织发生剧烈之变化,于是法律渐由传统个人主义,而倾向于社会化,私权绝对之原则,契约自由之原则,均已动摇而日趋于崩溃。” [1]因此;引人社会法理念,创制社会法体系已成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国民政府时期,“法的社会化”趋向也已成为政府立法的目标。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社会部为拟订各种社会法草案,特设“社会法临时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社会保险法草案、起草社会救济法草案、起草其他有关社会法之法律草案等事项。嗣后,《社会救济法》的颁行以及《社会保险法原则》的通过,使得中国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立法 开始人门。经过认真分析,作者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从法律结构的嬗变来看,中国法律制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晚清修律打破了传统中华法系重公权、轻私权的一元法律结构,引人了大陆法系的公、私法二元化法律结构,这是中国法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第一步;民国之际,追逐“法的社会化”之潮流,引人社会法理念,创制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立法,使得晚清以来逐步形成的二元法律结构进而演化为公法、私法、社会法并存的三元法律结构,这标志着中国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结论持之有据,不仅对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立法具有启发意义,而且对于研究近代中国法制史具有重大的创新和借鉴意义。

 

 

 

【注释】

 

 [1] 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第 2l 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来源:《书评》2007年第3    责任编辑:苏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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