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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2015年年会综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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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22

——开幕式及开放式论坛

 

1024日至25,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2015年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成功举办。本届年会由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承办,会议主题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社会法的发展。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理事,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实务部门的代表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等全国各个高校、研究机构的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共200余名嘉宾参加了此次年会。

年会开幕式于1024日上午九点开始,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林嘉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教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会长张鸣起会长,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贾俊玲教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杜万华专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滕炜主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法律工作部部长、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郭军书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法规司余明勤巡视员,中国文化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台湾劳动法学会前理事长邱骏彦教授分别致词。

靳诺书记首先代表学校向所有与会领导、嘉宾表示了诚挚的欢迎。她认为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年会作为社会法学界每年一度的学术盛会,自开始筹办以来,始终注意全面反映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高度关注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逐渐成为了学术与实践良好互动的平台。本届年会的主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社会法的发展非常有意义,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学术价值。靳诺书记相信此次会议的研究成果,定会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学术发展和社会实践都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选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作为本届年会的承办单位,充分体现了对中国人民大学的信任和支持。

张鸣起会长在致辞中首先代表中国法学会和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向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嘉宾、理事、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向本次会议的承办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表示衷心的感谢。他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肯定了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在开展学术研究、为国家建言献策以及学会自身组织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成绩,经国务院办公会议批准,中国社会法学会已于今年七月份成功办理了社会团体法人登记,成为国家的一级学会组织。此外,中国法学会也将会一如既往地重视和支持社会法学研究会的发展和建设,对社会法学研究会发挥作用更多地提供资源、创造条件,做社会法学研究会的后盾。他鼓励广大的社会法学法律人应当继续积极进取、奋发图强、有所作为,努力开创社会法学研究事业的新局面。

贾俊玲教授对中国社会法学队伍的不断壮大表示欣喜,但同时也指出了社会法学术研究、教学和实务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她指出目前我国一些重要的社会法律还处于缺位状态,社会法学教材发展状况还不平衡,社会法学的法理基础建设工作仍需继续推动。贾教授认为当前的所有社会法学者都是第一代的社会法学者,承担着创建中国社会法学的历史任务,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

杜万华专委表示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2015年年会,与各位专家进行研讨交流。他认为社会法学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法律学科,近年来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建议我国的社会法学研究应立足中国国情,解决本国问题。并提出社会法学是关切社会问题的产物,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应继续理论联系实际,兼顾公平与效益,完善社会法体系。杜专委也鼓励社会法学者努力将社会法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有益的司法实践。

滕炜主任肯定了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在法治建设中起到的作用,肯定了中国社会法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的重要成果。但同时也指出社会法立法很难协调各方利益,存在复杂性。

郭军书记提出,社会法的目标是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和谐劳动关系。他支持在法学研究上有主张、有观点、有见解,并提出中国社会法学会成为社团法人后需要再出发。郭书记认为在劳动关系法制化的过程中学术界需要有危机意识,目前社会法学研究得还不够,需要有责任意识,需要有灵活的思路和广阔的视野。

余明勤巡视员认为社会法学研究会年会是一年中社会法学专家学者汇报学术成果、加强学术交流、推进相关政策法律建设的重要契机,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他表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特别需要听到专家学者的声音,明确政府在民生经济中的哪些行为可为或不可为,希望加强第三方对政府的监督,也希望各位专家传递法律信息,准确、全面解读社会公平的含义。

邱骏彦教授认为此次年会是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成为中国法学会的一级学会的第一个会议,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年会共收到交流论文147篇。围绕本次年会主题,会议采取了开放式论坛、分论坛讨论和大会主题报告等多样化的学术交流形式。

一、开放式论坛

开幕式结束后,年会举行了以集体劳动关系法的现实挑战和未来展望为主题的开放式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黎建飞教授主持。论坛邀请了全国总工会郭军书记、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董保华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王全兴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常凯教授、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姜俊禄律师以及来自台湾的邱骏彦教授共六位嘉宾就该主题分别发表观点并开展讨论。

黎建飞教授首先向各位出席论坛的专家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集体劳动关系的概念如何界定?第二,在西方,集体合同一般被称为negotiationagreement或者更多称之为bargaining,并不符合合同的一般特征。因此集体合同这一概念的使用是否恰当?第三,集体劳动关系、集体谈判的功能或目的是什么?第四,集体谈判或者集体劳动关系发生争议时,除了政府调停之外,劳动者能否寻求司法救济?

董保华教授由罢工现象谈起,认为如果建立集体劳动关系法,要区分哪些情况下的罢工需要保护,哪些情况下不需要保护,不宜把罢工的保护范围界定的过大,这样反而容易导致所有情况都无法受到保护。另外要区分权利和利益这一对重要概念,如果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例如用人单位没有按时支付工资或者没有履行劳动安全保护的义务,劳动者完全可以采用履行抗辩权来拒绝提供劳动,这在现有的法律体制下可以实现,不需要再进行立法。未来针对罢工进行立法,应当将其限定在利益争议中,利益再分配问题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制内得不到解决。但该方面的立法推进在其他国家也十分困难,我国对此方面的立法尝试应当小范围展开。国家强调的劳资关系的合作主义,我们应当在强调合作的基础上,对哪些情况下可以展开斗争进行精确的界定和分割,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

王全兴教授认为,首先,我国目前已经有了集体劳动关系、集体合同、集体协商等概念,但是这些制度并没有在我国具体的落实。其次,我国当前现实中发生的争议并不是国外概念中所指的集体争议。再次,他认为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这一概念的运用不准确,个别劳动关系是一直存在的,转型的应当是劳动关系调整机制。但这一点我国目前也未做到,我国现有的是群体化现象。导致此种现象的原因有表层和深层两个层面:表层原因是指个别劳动关系不稳定,个体维权通道不畅通;深层原因是指我国的工业化、层次化、市场化还不到位。王教授认为,目前需要从个别劳动关系制度为出发点来解决问题,而非从集体劳动关系来引入,要更重视从新环境、新角度去思考个体劳动关系调整中存在的问题。

常凯教授首先对王全兴教授关于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质疑做出回应,表示他这种提法的原意就是指劳动关系的结构和调整方式的集体化,与王教授的观点一致。另外常教授提出,个别劳动关系的调整的确构成了集体劳动关系调整的中心和核心,但《劳动合同法》已经初步构成了个别劳动关系的调整机制,因此集体劳动关系作为新的问题和立法任务被提出。集体劳动关系或者工人的集体团结力量是市场意义下工人的天然诉求,否则劳资关系无法达到平衡。从劳动基准法到个别劳动关系法再到工会法,这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规律,在我国也是如此。集体争议指的是集体诉求,我国法律在该方面存在相当程度的缺失。集体劳动法就应该是劳动者集体权利保护法,这是基本理念,这是学界首先需要重视的问题。常教授认为我国社会法学界在国外理念,尤其是劳动法理论方面的引进是不足的,例如劳动三权的基本理念近两年才被学界意识到。此外,应当结合我国目前的劳资关系现状解决集体劳动关系立法的问题,不单纯是为了保护劳动者或者企业,而是让在集体调整方面的力量达到均衡与平衡。

郭军书记首先强调对于集体劳动关系法如何界定这一问题仍需进行深入研究。接着他表示,过去工会在推动集体合同的工作时,强调的是“果”,如果没有谈判成功,没有签约,那么集体合同的机制就建立不起来。所以现在工会也强调集体协商。集体协商是一个动态过程,可能有合同,也可能没有合同。因此如果我们现在潜意识里所讲的集体劳动关系是指集体协商和集体协商立法,那么是非常有进步意义的。当前很多地方工会也已经在推动这项工作,但也面临着很多困难。最后,郭书记认为个别劳动合同是相对静态的,集体劳动关系是调整机制。例如在湖南常德沃尔玛案件中,劳动者内部之间的利益诉求可能也存在差别,最后只剩下少数劳动者坚持,此时还能否建立集体劳动关系?这个问题也许学者们展开研究。

姜俊禄律师提出,从学科上讲,集体劳动关系是劳动法学的起点和基础。而我国的实践是以个别劳动关系作为基础,我国劳动法的立法、执法、司法都是围绕个别劳动关系进行。因此目前所以集体劳动关系法才是我们最应该关注、发展的内容。但是这里也存在很多不需要界定的内容,例如集体、合同等都容易使人发生误解,这与历史上的翻译问题有关。英文中是collective agreement,中文里协议和合同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台湾使用团体协约,很巧妙的在中文中造了一个词,使得民法学者不会一看到这个概念就想将之归入合同法中调整。它和合同法中的合同风马牛不相及。假如有一天我们有集体合同法立法,它调整的应该是集体协商。我们面对这么多群体争议,最需要的现实的解决问题的平台,在此平台上避免更大的社会冲突。

邱骏彦教授对台湾集体劳动关系法进行了简要的介绍:首先,相较于个别雇主和个别劳工之间的法律关系,台湾学界认为,工会与雇主之间的法律关系叫做集体劳动关系。其次,台湾对劳动三权,即团结权、集体协商权、还有集体争议权大家已经达成共识,为落实三权,就出现工会法、团体协约法和劳资争议处理法。此外,台湾有一个劳动基准法,它是规范劳动条件的最低基准,适用于各行各业、不同规模的企业。想要在这个最低的基准上求得更好是每一位劳工的心愿,因此他们需要团结起来去和雇主做协商。但是劳工团结起来后力量就会变大,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去导引。第一,台湾的工会法首先对工会的组织、应有的作为等进行规范。台湾目前工会的形态分为企业工会、职业工会、产业工会三种形态。过去以来能够跟雇主协商并与订立团体协约的,绝大多数都是企业工会,因为其向心力很强。不过台湾最近有一些变化,由于台湾禁止学校的老师们组织企业工会,因此他们只能组织产业工会或者职业工会。最近这种职业工会和很多学校订立了许多团体协约,是职业工会团体协约的最大来源。最后,为了保护工会,台湾工会法第35条里明确规定雇主不得对劳工因组织工会或者加入工会而给与不利的待遇。但台湾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目前组织工会必须要有三十个人以上,与其他国家、地区相比要求的人数较高。第二,在团体协约法方面,就是规范集体合同的法律,当劳工不愿意和雇方协商的时候,有一个诚信协商机制的规定。第三,劳动争议处理法规范将争议事项分为两类:一类就是权利事项,一种就是调整事项。前者是基于契约或者劳动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所引发的争议,权利事项是不可以罢工的,只能通过调解、仲裁或者诉讼去解决行。调整事项是对劳动条件的继续维持或者变更的争议,例如是否加薪、发放年终奖金等,这种争议是不能到法院去处理的。

接下来,论坛嘉宾又对上一轮所发表的观点进行补充。

董保华教授认为,从国外引进的理念能否在中国落地存在着很大的疑问,我国当前发生的争议并不是国外所指的集体行为。在目前我国法律中没有赋予劳动者劳动三权的现实下,在做制度构建时,要注意区分合法与违法,注意利用已有制度资源,对此进行清晰地切割和界定。

王全兴教授强调,集体劳动关系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受到重视。但关键是如何能够创造理念,让集体劳动关系能够发育成熟。针对目前个别劳动关系不稳定的情况,这是互联网时代、新用工形式等现代性经济原因和体制性原因共同导致了劳动关系的不稳定,在这两难之中如何具体处理是比较困难的。

常凯教授主要表达了两个观点:第一,劳动法不等于劳动合同法,目前社会上很多人对此的认知不准确。第二,当前的问题在于如何解决工人的团结权、集体谈判权、集体争议权,这个问题应该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研究,但是无法回避。

郭军书记强调集体劳动关系法的研究要有问题导向,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目标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同时,集体劳动关系的建立要遵循公开、民主、法治、理性四个理念。其中,公开是前提,民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性质是关键。

姜俊禄律师认为集体劳动关系的发展将是劳动法领域未来三到五年内整个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目前社会中存在大量的群体争议,尤其是利益争议,迫切需要搭建平台来解决问题。此外,他认为在行业集体谈判可能是集体谈判重点。对于单个企业而言,为了保持在同行业中的竞争力,即使通过与工会的谈判涨了工资,也会相应地降低劳动者的奖金等其他待遇,否则就会提高用工成本,降低收益。所以如果进行行业性的工资增长,就不会存在同行业内的差异。

邱骏彦教授最后谈了两个问题:第一,无论称为集体争议还是团体争议,最重要的是明确要规范的对象、内容是什么,要有清楚的定义。第二,如果未来大陆地区要建构集体劳动关系法,不要像台湾一样分别立法,而是应该整体做规范。如果拆分为三个法,由于公布、修改时间不一致,相互之间会存在矛盾。

接着,台上台下嘉宾展开了热烈的互动。针对台下嘉宾所提出的政府介入群体劳动争议的边界问题,常凯教授不主张政府强力介入劳动关系,认为不宜简单地将劳动者的停工、怠工、罢工和群体性事件联系起来,采取维稳方式处理劳资关系中产生的矛盾,而应当搭建平台,让劳资双方集体谈判解决。董保华教授认为,在处理群体性劳动纠纷时,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处理,建立明确、具体的法律架构。针对台下嘉宾提出的劳动行政部门对于集体劳动合同的备案、审查制度的合理性问题,董保华教授认为,对于政府的审批、备案制度日后需要进行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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