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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权之权利塑造:从应然权利到实然权利

来源: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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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7

作者简介

太月,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文章来源

《当代法学》2018年第3期


摘要:退休是权利还是义务,素有争议,这成为制约退休制度完善的桎梏。退休权之证成应以退休这一生命历程本身为切入点,从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论证。同时,退休权从应然权利到实然权利的权利塑造必须要直面主体权利意识淡薄、法律思维缺失、退休权与劳动权存在冲突、退休权法律救济机制不健全及供给侧改革等主客观障碍因素的影响,并从退休权的权利主体与权利内容等方面入手,以使退休制度能够更为全面地保障退休者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退休;退休权;应然权利;实然权利;权利塑造


退休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社会问题。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致仕,还禄位于君”,唐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退休于居,作《复志赋》”,到建国初期政务院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对养老待遇问题作出的详细规定,再到我国1982年《宪法》将退休上升到了公民基本权利层面。从退休制度的起源到现代制度的演变无不彰显着,无论从我国的历史传统、社会文化到现代的治国需要,退休制度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其制度的构建不仅关乎退休者和用人单位的利益,还关系到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和社会的安定和谐,是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退休是权利还是义务的争论不绝于耳,但过去的实践经验表明将退休视为一项义务,将引起诸多的法律问题无法有效解决。因此,打破退休是义务的桎梏,赋予其权利属性,成为问题的解决之道。

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中,退休制度遭遇人口老龄化、养老金制度改革等挑战,引起了关于“延迟退休”的观点交锋。同时,国外相对成熟的弹性退休制度也步入大众视野,这些都使得如何完善退休制度有着诸多争议。对此问题,我们可从退休权的权利塑造入手,以从应然权利到实然权利为路径,调和各方的冲突和矛盾,使得退休制度能够更为全面地保障退休者的合法权益。

一、退休权权利塑造之前提:从义务到权利

(一)退休权之证成

何谓退休,郑尚元教授认为,“退休是指职业劳动者依据法律法规之规定,在达到法定退休要件的情形下,退出职业劳动领域,依法享受相应的退休待遇的一种法律行为以及该法律行为所导致的事实状态”。从概念上对其进行解读似乎很难准确判断出退休是权利还是义务。退休制度中既有义务性的要求,又有权利性的规定,但退休法律性质的明晰又是决定整个退休制度建构的关键性问题。对此问题学者以往多是从宪法及法律制度层面入手来分析,在此我们抛开已有的研究视角,仅从退休这一生命历程本身入手来探讨其是权利还是义务。

一是从应然层面,退休是作为人的生命历程必经状态,是不可回避的必然遭遇,差别只是在于退休者是选择60岁,还是65岁,或其他年龄,进入退休这一事实状态。本质上看,并不能将生命历程客观的看成是个人生命过程的简单展现,更为重要的是其体现为一种具有能动作用的塑造过程。具体而言,通过外在的社会制度、政策、法律的强制制约,将其内化为个人心理、群体心理、群体期望、社会规范。退休制度的确立正是对生命历程塑造的回应。纵观人的整个生命历程,我们会发现人在生命历程的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权利来保障其需要。在教育历程阶段,需要教育权;在工作历程阶段,需要劳动权;在退休历程阶段,当然需要退休权的保障。

对此我们可以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入手进行思考。从微观层面看,拉兹认为,个人承担义务及给个人设定义务都源于权利的存在。就退休者个体而言,退休者在工作生命历程中已经将自己的劳动力价值奉献给社会,虽岗位不同但都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在退休历程到来之时,他们期望国家能够通过退休金的发放保障他们享受相对体面安逸的退休生活,保障休息的权利最终能落到实处。同时,这也是对社会财富的再一次分配,是一种群体的期望转化为社会规范。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存在权利与义务的分离与失衡,会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的丧失与受损。但我们也要清楚的认识到现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并不必然保障以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原则来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这就需要在退休制度完善的过程中进行退休权的塑造,即通过确权以及权力内容的明晰为国家公权力对退休问题的干预提供路径与界限。

此外,“从应然的意义上说,法律权利与义务应当以权利为本位”。在法治社会,权利本位的立法范式能够最大限度的赋予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从而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尤其是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只有通过立法的方式确认劳动者在“明天”享有退休的权利,劳动者才能在“今天”无后顾之忧地寻求自己的职业突破,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二是从实然层面,以退休制度实施的现实状况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其发展脉络,我们会发现自从现代意义的退休制度建立以来,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在该制度建立之初绝大多数国家都选择将设置法定退休年龄作为退休制度建构的基础,并将其与养老保险制度紧密连接。这意味着一旦劳动者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不问劳动者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为何,都必须放弃现有的工作,才能享有退休金给付请求权,表明此时退休是作为一项义务存在的。但经过多年实践,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各国的退休制度实践已悄然发生变化,表现为:一方面,各国普遍提高了退休年龄的界限,65岁成为通常的选择。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甚至通过渐进式的方式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6岁或67岁,法国、英国也作了类似的选择。人的寿命和精力有限,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经过多年辛苦劳作,退休有可能成为劳动者希望的事,退休年龄的限制也就不再是一种限制,而演化为一种权利;另一方面,弹性退休制度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弹性退休制度以强制与自愿相结合作为制度建构的基础,虽然劳动者自愿选择提前或推迟退休的前提是符合法定最低退休年龄的要求,但弹性退休制度仍然从一定程度体现出对个人基本权利的尊重。2011年1月英国作为福利国家的代表,进一步取消退休年龄限制,在尊重雇员个人意志的基础上规定超过65岁的雇员只要自己希望继续工作就不能被强制退休。美国更是早在1986年就通过《就业年龄歧视法案》的修订,取消了之前规定的保护劳动者年龄的上限,这也表明禁止强制退休制度的最终确立。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报告阐释了国会通过此修正案的考虑,即要确保70岁及其以上老年劳动者享有谋生的基本人权,当然,前提是他们有意愿继续工作并且可以继续工作。

究其缘由,权利与义务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历史的性质决定了它们各自的内涵都会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变化的影响,尤其会受到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及其演进的制约。人口老龄化、经济危机引起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转型期就业压力的加大、退休金给付的困难等这些原因都推动了对退休的认识从义务到权利的转变。

综上,从应然到实然考量,摒弃义务的选择,将退休定位为权利,才能将退休法律制度与退休领域的实践联系起来。既反映出劳动者作为退休权利主体的自主性,又反映出退休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应以对权利的认可和保障为真谛,从而才能有的放矢地展开退休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二)退休权权利性质之分析

从权利性质上说,退休权属于社会权的范畴,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的社会权利,具有基础性与决定性地位。而“社会权是一种需要国家和社会积极予以给付的凸显人之社会性的权利类型。”这主要是源于《宪法》中第44条的明确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国家在具有最高法律位阶的《宪法》中规定了退休制度,既表明了国家对退休者的关注,又从侧面反映出退休制度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对其权利性质的分析更应审慎。

学界对宪法基本权利的划分可谓是异彩纷呈,但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划分是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分类。“在基本权利体系当中,社会权是和自由权相对应的一类权利。”二者的界限本来泾渭分明,但20世纪以来产生的社会权,虽仍有别于传统的自由权,其特征依然表现为请求国家积极作为,但也出现免除国家干预的一面,受教育权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社会权例子。在此我们遵循相同的分析路径,会发现退休权同样具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的双重性质。详言之,退休权要求国家积极作为,建立退休制度,完善退休相关法规,为年老退休者提供退休金待遇、医疗待遇等保障,明显具有社会权的属性,但从应然上看它应排除国家权力的过分干预,要求国家尊重劳动者选择是否退休的自由以及选择何时退休的自由,又体现出自由权的属性。对于劳动者个体而言退休是一场不可避免的遭遇,端看劳动者是否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应对这一遭遇,所以要将选择的自由权赋予劳动者,才能实现这一可能。因此,退休权亦具有自由权之属性。

在我国宪法学的研究中还经常提到“社会经济权利”这个概念。一般而言,社会经济权利包括三个层面的权利内容,即社会权、传统的自由权、以及获得国家保护的权利。因此,从权利内容层面分析,通常认为劳动权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经济权。基于同样的考量,也可认为退休权归属于社会经济权。

但目前我国的退休制度中并没有反映出对劳动者自由意志的尊重,无论是过去一刀切的退休年龄规定,还是目前延迟退休政策的提出,都更多体现的是国家意志。虽然国家权力的强力介入似乎是有着合理的理由,或是出于对退休者休息权利的尊重,或是出于对年轻人就业压力的缓解,或是出于弥合养老鸿沟的考量,但不可否认,其也是对年老退休者自由意志的干预,并没有完全呈现出退休权权利性质的应有内容。

二、退休权权利塑造之障碍:从主观内在因素到客观外在环境

退休首先是基于自然法产生的权利需要和权利要求,这种权利以彰显法律的道德关怀为己任,是被人们认可并期待享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清晰的意识到,无论是西方经验还是我国的实践都表明,试图抛弃退休义务的定位并以退休权利的观念进行相关制度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因受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阶级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其必然会经历漫长的制度演变,即从应然权利到法律权利再到实然权利的过程。所以在此,我们思考问题的路径可以借鉴自然法理论中的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的分野,来全面审视退休制度中所涉及的权利问题。

之所以采取此路径思考问题,是由我国处于转型社会的时代背景决定的。转型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形式性”,表现在公民权利意识领域就是“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的矛盾与冲突。“应然权利”通常是指公民应该享有或者获得的权利,实然权利则为公民事实上所享有的权利,二者在范畴上并不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项应然权利都可以通过国家法律的制定转化为实然权利并为公民所最终享有。当然,这种脱节在转型社会中表现的更为显著。在当下,我国《宪法》尽管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现实中由于历史性和制度性的原因很多退休者的退休金给付请求权的行使受到诸多的制约,导致其退休之后并没有真正地从国家获得其应得的退休金。此时,年老者该如何生活下去尚且存疑,体面的退休生活更是无从谈起。同样的,由于男女退休年龄的差异性规定,《宪法》赋予公民的劳动权和休息权,在男、女劳动者之间并没有得到一视同仁的落实。这些都是退休权中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存在脱节的表现。

在权利文化构建中,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应均衡,要充分考虑社会的实际承载力及权利进步的需要。既要防止权利激进,又不能忽略因价值关怀的缺乏而致权利建构的乏力。所以,我们十分有必要探究退休权的应然权利在转化成为实然权利的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一系列制约退休权权利塑造的障碍因素。具体而言,表现为主观内在因素与客观外在环境两个维度。

(一)主体权利意识淡薄

退休权权利主体权利意识的淡薄是退休权权利塑造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因为法律是受人类意识支配并具有目的性的自觉活动的结果。长期退休是权利还是义务的定位不明导致的不仅仅是退休制度内容的不健全,更为深层次的后果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每个劳动者的主观意识,到了年龄就该退休成为绝大多数劳动者自开始职业劳动就普遍接受的事实,并在整个劳动历程中得以强化,从而导致劳动者缺乏自主选择是否退休的权利意识。当然这也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显现的特点有关,其既缺乏权利萌生的土壤,又缺乏为权利而斗争的途径,最终表现为不可能有充沛的权利个案来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理想状态为,每一个劳动者能够正视社会和身份赋予的弱者地位,对自己的退休权益有着清晰的认知和理解。当自己的退休权益受到侵害时,不忍气吞声,不息事宁人,能够采取合法的方式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权利主张。当然这也需要国家通过立法为其提供救济的渠道。

(二)法律思维缺失

新中国建国之初,退休制度的建构就开始着手了,但发展多年,我国退休制度的完善选择以政府公共政策的落实为路径,而非法律法规路径,导致该制度政策与法律制度的界限模糊。虽有历史原因,但根源就在于缺乏用法律思维来思考、分析和解决退休这一社会问题的意识。表现为退休的相关制度多是采用通知、暂行规定、暂行办法等方式来予以规定和发布。

“所谓法律思维,也就是按照法律的逻辑(包括法律的规范、原则和精神)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法。”这是实现依法治国所需要的社会治理秩序,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但不可否认退休制度中涉及的道德伦理、习俗等因素较多,在对其制定法律规范时该怎样予以融合上述因素是制度建构的难题。

在此可以法律思维的特质或倾向为切入点把握退休权:

第一,崇尚秩序,追求正义。采用法律思维模式建立和维护合理的、可实现的退休秩序,应以正义作为评判退休法律制度的标准之一。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宗明义提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任何法律和制度的正义不能妥协于它的效率和条理,不正义就意味着改造和废除。退休法律制度中的正义是赋予和维护每个劳动者享有退休权。因为在法律人看来,退休权就是可以被正当化的劳动者在退休秩序中享有的利益,即它是正义的。

第二,尊重规则,信仰良法。法律思维模式下退休法律制度一旦被制定就成为必须遵守的规则,概言之,“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但前提是被信仰的法律必须是良法。是否是良法的判断该如何做出?公民通常情况下会想当然的确信由权威机关制定和发布的法律就是良法。在这样的法律思维模式下退休法律制度在制定之时就要符合良法的特性。

第三,程序优先,重视证据。法律以程序优先为价值取向,程序具有保证实体权利义务实现的作用。这里体现了这样一种考虑,退休者作为弱势群体而存在,只有通过程序的设定才能规范其行为,保证其退休权的实现,尤其是确保退休金给付请求权的行使不因欠缺形式性要件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且为了体现程序正义,举证责任倒置在某些情况之下也应成为可行的选择。

第四,高度理性,适度保守。法律是理性的,但并不意味着法律要完全排除“情”、“理”因素的影响。同时,法律人又是保守的,往往不愿意打破现有的社会秩序,追求法律的稳定性。退休问题是一个关乎退休者生活质量的劳动伦理问题,在反映合乎制度功能的理性之余,必须体现出对人性观照的光辉,体现出对年老者的尊重。

(三)退休权与劳动权存在冲突

时代发展到今天,劳动不再是单纯的谋生手段,而是人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最大化的将自身的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成为可能,而且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老年期人口的死亡率下降,仅靠子女赡养不足以维系老年人原有生活水平,寿命的延长会迫使老年人工作更长时间。”这些都导致了退休再就业人员的增加。

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中,将退休权与劳动权的关系定位为冲突,不能共存。享有退休权,意味着劳动权的丧失,意味着退休再就业人员不再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其与用人单位之间不再是劳动关系,通常情况下只能认定为劳务关系,自然也不再享有基于弱者地位而受到的劳动基准、工伤保险等方面的保护。其法律依据源于《劳动合同法》第44条的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可理解为,劳动者若想申领养老金,就要终止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意味着用人单位可依据此条规定来达到鼓励劳动者退休,雇佣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的新人的目的,客观上起到了强制退休的作用。

基于此,如何处理退休权与劳动权的关系会对退休权的实现带来影响,我们要明确的是,“在劳动人权理念下,法律对劳动权利应当是保护性限制,而非限制性保护”。退休者的劳动需求应受到与在岗劳动者同样的法律保护,其劳动权利不应因其身份上的变化而受到限制。

(四)退休权法律救济不健全

权利与救济是密不可分的。退休权中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救济渠道通畅,应成为退休权实然权利实现的有效保障。退休权作为社会权的组成部分,对其法律救济的探讨应以社会权的可诉性为起点。但时至今日,社会权的可诉性问题一直是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我国立法对此也没有涉及。所以,当下社会权只能通过普通立法具体化才能得到保障。同时,我国未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现实决定了,退休金给付请求权的保障和救济成为我国退休权制度建构的核心,而且目前仅涉及的是行政保障的相关问题,缺乏立法保障的探讨。具体而言,其一,针对实践中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法》中仅规定了责令限期改正、罚款等行政责任;其二,规范性文件中也没有明确指明退休金给付请求权的法律救济,只规定了社会保险争议的处理机制,而且在何为可被法院受理的社会保险相关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不明确性,导致退休者在选择司法救济与社会机构以行政方式解决之间无所适从,最终有碍退休者退休金给付请求权的实现。

(五)供给侧改革对退休权的影响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而我国当下正处在全面社会转型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战略方针,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由之路。

在供给侧改革思维下,每个个体权利被损害的理由有其社会特殊性,当然包括退休权,详言之如下:

1.权利规则的平等性因贫富分化的加剧而遭到破坏。目前我国退休制度的实施现状就呈现着这样的特点。但退休权的完全享有本应具有消减因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产生的贫富分化加剧的功能,这一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更应被弘扬。这有赖于对退休权进行合理地权利塑造。

2.权利机会的获取因产能过剩而减少。这成为在结构失衡、产品老化背景下反对自由退休权而支持强制退休主张的合理理由,但事实是否如此?曾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但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认为老年人就业的增加不但不会对年轻人就业产生挤出效应,甚至会提高年轻人的就业率,并且对青年就业者的工资水平的影响呈现显著的正向性。可见,此理由并不能成为强制退休的合理依据。

3.私权利因公共服务的滞后而在公权力面前显得无力。体面而又有品质的老年生活需要国家提供周到而细致的公共养老及医疗等服务。不仅要照顾到老年人的生理需求,还包括心理关怀,这些本应成为退休权权利内容的一部分,但在现有体制下,退休权的权利主体只能被动的接受国家提供的有瑕疵的公共服务,不能拒绝,不能选择,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国家公权力的完善而有所改观。

供给侧改革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是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的完善,为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应不断对退休权进行重新的界定和反思,因为“权利的内容会随社会环境而变化,但这种拥有的感受会是一个常项”。

三、退休权权利塑造之路径:从应然权利到实然权利

从应然权利到实然权利的转化,必须以法定权利为桥梁。应然权利作为以规范与观念形态存在的权利,只有通过立法纲领、法律原则、具体法律条款的制定与实施,才能转化为主体能够实际享有与行使的权利,才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我们要使权利能够内化为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普遍性力量,就要对权利秉承认真的态度,在立足于现实权利的前提下,应注重法定权利,亦应关注应有权利。并且各项具体权利由应然权利向法定权利、实然权利转化的过程并不是同步推进的。在此,对退休权的权利塑造也应遵循这样的塑造过程,并应从权利主体和权利内容两方面来着手。

(一)退休权的权利主体

退休制度究其本质,是一项对劳动者提供保护的制度,赋予劳动者无需给付劳动就得以获得报酬的权利,即劳动者的劳动义务得以豁免。退休权作为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其权利主体本应涵盖所有的劳动者,并且权利主体享有的权利内容应具有平等性。此外,与退休制度紧密相关的社会保险制度亦以全体公民为覆盖对象。

我国退休权的权利主体设定却呈现着与平等退休权相背离的现象,表现为:

其一,主体身份的限定。我国退休制度自建立之初就带有浓厚的身份色彩,早在1950年颁布的建国后第一部关于退休及养老方面的法规《关于退休人员处理办法的通知》中,就将退休时可一次性领取一笔退休费的人员限定为,在当时的党政机关以及海关、铁路、邮电等公共服务部门领取工资的工作人员。之后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也没有摆脱对主体身份的限制。1982年《宪法》也继承了这一特点。具体而言,《宪法》虽对社会权的主体界定为“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但对退休制度的主体却进一步限定为“企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见将私营企业等受《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排除在外,但现实却是这部分劳动者的退休权才是急需保护的。之所以呈现这一特点,是与计划经济时期的时代背景相适应的。在城乡二元的国家治理模式下,严格区分“非农业户口”与“农业户口”。城市中,计划经济下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才是真正的就业,才能享受基于退休而产生的社会保障待遇。因劳动力流动受到制约,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之上,以家庭养老为主要模式,没有工作何谈退休。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计划经济已然向市场经济转变,大量私营企业的出现,劳动力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从农村涌入城市的进城务工人员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时至今日,他们中的很多人已至退休年龄,因为没有被退休制度覆盖,他们的退休权很难得到有效保护。因此,对宪法的相关条款进行扩大解释,将退休权的主体扩大到全体劳动者,这不失为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下比较好的解决方式。

其二,男女平等退休权的缺失。关于男女退休年龄的不同,一直是退休制度中最为人诟病的问题。我国目前的退休年龄规定还是源于1951年《劳动保险条例》,即男性职工为60周岁,女性为50周岁。1955年又通过相关规定将女干部的退休年龄提高到55周岁。之后,考虑到某些特定职业对劳动者身体的伤害性,将其退休年龄提前到男性年满55周岁、女性年满45周岁。可见,我国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虽考虑到因职业不同而应有所差异,但一直秉承的是男女退休年龄不同的原则,这意味着男女劳动者之间已然丧失享有平等退休权的基础。

如此规定的出发点是将女性置于受保护的地位,并考虑到女性身上所承载的家庭角色。但社会发展到今天,这样规定不仅不符合社会现实,而且与法律基本价值取向相背离,是反性别歧视的题中之意。此外从生物学上考虑,男性较之女性的平均寿命也短,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等机构统计,两者的寿命差甚至达到了5到10年。女性过早的退出劳动岗位,不仅是对劳动力资源的浪费,而且立法初衷亦应受到质疑,实质上是对女性作为权利主体地位的不尊重,而习惯将女性作为保护的客体的表现。年老是一种事实状态,不会因你身份为何,性别为何而有所差异。尊重现实,平等保护才是法律的最大真意。

在社会保障领域,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并轨,都在表明国家正在通过制度的调整来逐步淡化身份因素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影响,回归制度本身的平等性要求。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将退休权的权利主体扩大到全体劳动者,才能最大程度的实现退休制度的保障功能。

(二)退休权的权利内容

退休权是一个权力束,而不是单一的权利个体。退休权的权利内容应从社会权的权利属性出发,并体现出退休者的权利需求。在退休制度中,退休权包括两个层面的权利,即因“退”而享有的权利与因“休”而享有的权利,前者是后者的保障,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同时要注意的是,退休权的权利内容既包括实体性权利,也包括程序性权利,退休权的实现有赖于二者的同时塑造。

1.退休自由权

退休自由权是指劳动者有选择退出劳动领域时间的权利。正如前面所述,退休权中包含自由权层面的属性。意味着劳动者选择退休是其自由意志的表达,是自愿性行为,是相对于强制退休制度而言。产生的结果可能是提前退休和延迟退休。这包含两个层面的要求:一是应从制度上保障劳动者能够自愿选择退休与否的现实可行性;二是要保障选择继续工作而不退休劳动者的劳动权益。这是一个复杂的制度建构过程,其一,我国目前还缺乏关于提前退休和延迟退休的相关制度安排,没有厘清退休权与劳动权之间的关系;其二,退休自由权的可诉性还没有实现,劳动者的退休权一旦受到侵犯,应为劳动者创设可行的救济渠道。这样才能形成实现退休自由权的严密制度链条。

此外,这种自由应是受到限制的。正如前述所言,对于劳动权利法律秉承的是保护性限制的理念。对与劳动权利具有同样权利属性的退休权利而言,法律也应遵循这一理念。各国立法大都将公务员与普通劳动者区别调整,我国也不例外,前者受《公务员法》管制,后者则是《劳动法》的调整对象。公务员、国企及事业单位等岗位因其待遇优厚及稳定性而受到年轻人的青睐,但为了防止权利的寻租,也不宜有人久留其位。因此应尊重《宪法》的权威性,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事业组织的职工排除在自由退休之外,对其实行提前退休和较为严格的强制退休制度。

2.休息的权利

退休者享有的休息的权利与劳动者休息权,虽都是个人享有的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是财富本身,但从应然上看二者并不相同。

首先,退休权保障的“休息”,其出发点是对退休者过去劳动贡献的认可,既是发展中的劳动伦理理念的要求,又彰显出人性光辉对退休者的普照,保障的是退休者的生活质量。关注的是“退休者自身”。而劳动者休息权则以对正义的追求为立足点,是对其作为公民所应该享有的包含最基本社会正义工作生活权利的尊重,保障的是劳动者的生存与发展。

其次,退休权保障的“休息”是从离开工作岗位到生命终结,相对于劳动者休息权而言具有长期性和永久性。此时休息的权利所追求的目标不是使身心都处在衰老状态的老年人短暂的脱离忙碌的工作状态,而是进入身体放松、精神愉悦的长期休息状态。

最后,退休权保障的“休息”是可放弃的。退休后返聘,退休后再就业,有时是退休者发挥自己余热的主动选择,有时又是迫于生活压力的被动选择。前一种情形下法律应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后一种情形下则需要完善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

当欧洲社会生活方式以“少工作、高收入,慢节奏,多假期”为基本特征,并成为评判人权发展水平的一大具体表现时,该如何让劳动者在老年时能够随心所欲的安排自己的老年生活,尊严与生活品质都不可或缺,同样也是人权发展论题中的重要内容。

3.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是退休权中最为核心的权利内容,是实现退休自由权和退休者休息的权利的保障。退休者获得物质帮助权根源于宪法的规定,具体权能包括:社会保险权、社会救济权和医疗卫生保障权,但具体的权利要求因退休者的身份而有所侧重。

第一,社会保险权,是对退休者进行物质保障的最基本形式。我国《劳动法》第73条规定,劳动者退休为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法定情形之一。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险体系。对于退休者来说,理应纳入社会保险体系之内,但权利的最终实现却多有障碍。因此,退休者社会保险权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退休金给付请求权的实现。因为,“当退休金请求权成为可预期的、明确的权益时,劳动者才会真正开始回应现代化的社会养老,开始思考和掂量退出职场”。退休者享有的获得物质帮助权是作为救济权的退休金给付请求权的基础。请求权的性质决定了,退休金给付请求权既包括实体性的权利,如企业员工办理退休手续,依法申领退休金的法定要件,也包括程序性的权利,因此,申领程序的规范、透明与理性是退休金请求权塑造的内容之一。

第二,社会救济权,是指国家和社会为保证每个公民享有基本生活权利,而对特殊主体提供物质帮助,受助者有获得社会救济的权利。我国对退休人员的社会救助,现行的主要政策措施有国家供养、特困户救济、临时救济、灾害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和扶助政策等。呈现着复杂、多样的特点,体现出国家对年老退休者基本生活的关怀,但具体的保障效果则不尽如人意,有待于制度的整合与完善。

第三,医疗卫生保障权。退休者的社会保险权关注的是医疗费用的承担问题,但退休者在就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又不仅仅局限于此。现实中,年轻公民尚且会遇到就医难、看病难、排队难等问题,年老的退休者更是不可避免。如何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亦应是医疗卫生保障权所应涵盖的。针对年老的退休者,国家有义务通过建立社区医疗服务、上门医疗服务等特色医疗卫生保障方式来解决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然发生转化。退休者对老年生活品质有着更高层次的要求,这意味着应以提升老年退休者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为目标来构建退休制度。这就要求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与现实的指引之下,以退休权的权利塑造为切入点,促进退休制度的理论丰富与制度创新,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与法治化,回应为转型社会提供良好宏观环境这一法律的功能性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法教研中心

责任编辑:孙家艺

审核编辑:何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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