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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形态的演变与法律选择

来源:田思路、刘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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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4

作者简介:田思路,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刘兆光,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2期
摘要: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形态的多元化将深入演化和发展,并可能呈现出全面非典型化的特征。高度智能化、去中心化以及多元价值实现的时代潮流会使劳动关系更加复杂、从属性逐步弱化。这种深度演变将以普遍性的自主劳动为终极目标,以大量过渡性的劳动形态为典型表征,劳动过程与消费过程的界限将逐渐变得模糊,劳动形态原子化与经济垄断普遍化并行不悖。劳动形态全面非典型化的深度演变趋势一旦形成,会给我国劳动法理论和实践带来巨大挑战。我国既有的劳动法仅规范标准劳动关系,一方面形成了凝固化、刚性化的标准用工市场,不利于劳动力供需结合的有效性和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因之蓬勃发展的非标准用工市场缺少法律保护,又不利于企业活力的增长和劳动者权利的实质保障。在人工智能时代,要从过去只关注保护标准劳动关系,转向更加重视非典型劳动关系的保护,把市场化机制和弹性化用工带来的就业不安定风险,从主要由企业承担的单一模式,转向由社会共担的开放和包容模式。 
关键词:人工智能  劳动形态多元化  劳动关系复杂化  非典型劳动  灵活就业 

    曾几何时,劳动对于一个社会人而言是其谋生的重要甚至唯一的手段,劳动者的职业特征标志着一种社会身份或地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就业形态将不断演化,未来必然会颠覆人们对“劳动”的既有认知。近年来,互联网的应用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使现有劳动形态发生了较大改变。在未来,灵活就业人数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而大幅度增加。劳动时间碎片化、劳动场所灵活化、劳动管理虚拟化的以需求为中心的新型劳动形态不断涌现,突破了传统意义上标准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判断体系,从业者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已经成为许多企业生产经营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
    这种非典型劳动形态的变迁,可能是大的历史变动的前兆,未来社会的劳动形态可能会呈现出全面非典型化的特征。因此,在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扮演“上帝”角色的奇点到来前,以劳动法视角来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形态变迁,探讨灵活就业者的劳动法律适用与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劳动形态的演变与发展 

    工业经济发达的德国把工业革命划分成四个阶段,分别是以蒸汽机技术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以物理融合系统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了便于理解和表述,本文把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时期合称为工业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称为信息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该时期称作人工智能时代。 

    为了厘清劳动形态的演变趋势,就需要考察劳动形态的各影响因素。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非典型劳动大量出现”,判断劳动关系应以从属性判断为基础,兼及包括其他因素的个案分析,这些因素包括: 选派权利、解雇权利、劳动力专属性、劳动报酬等价性、工资支付定期性、工作环境与劳动条件提供方等。对于信息时代的新型劳动形态,有些学者认为受到影响的因素包括: 劳动力和生产资料 (劳动条件) 的组合、生产资料的企业内部或外部组合、从属性强弱、协作关系的继续性等。有些学者把组织从属性以及经济从属性的判定因素总结为:工作过程控制程度、指示频率、拘束程度、生产条件提供方、劳动对价性以及经营风险承担方等。笔者认为,影响劳动形态表现形式的要素主要包括:劳动时间、劳动地点、劳动工具与生产资料、风险承担、可替代性、受益主体以及劳动报酬对偿性、从属关系强弱等。如果这些要素不同,劳动形态的表现也不相同。下面我们就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在这些要素上的不同表现对劳动形态的演变过程加以分析。

    第一次工业革命源自于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蒸汽机技术革命,这次深刻的社会变革用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工厂和以劳动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阶层。1864 年英国推出的《工厂法》,作为现代劳动法的萌芽和雏形首次规定了基本的劳动条件。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劳动形态具有如下特点: 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很长; 雇主提供全部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 劳动者完全为了生存而劳动; 劳动者的可替代性强; 劳动报酬低,仅以满足生活需要为限; 雇主承担所有经营风险并享有全部经营收益……总之,在这一阶段,雇佣劳动的从属性极强。
    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源于19世纪初的电力技术创新,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大大加强,垄断组织应运而生。集团化、标准化的机器大生产使就业人口中以工资收入为生存手段的“工资劳动者”比例急速上升,雇佣劳动成为一种社会常态,20世纪初期各国都颁布了现代意义上的劳动法。我们把这种只存在于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由劳动法律进行调整的劳动关系,称为标准劳动关系或典型劳动关系。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一份全日制工作,而劳动力演变为一种主要的社会资源和财富,人们也逐渐适应了这种社会现实。劳动的从属性是为了方便雇主使用劳动者的劳动力,追求经济利益。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标准劳动形态,具有如下特点:雇主占有劳动者的工作时间; 雇主提供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劳动者的生活和工作分离;劳动者的可替代性强;劳动报酬具有明显的对偿性;雇主承担所有经营风险并享有全部经营收益;雇佣劳动的从属性受到劳动法律对时间、地点和内容的限制。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革命。以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为引导,使服务业首先在发达国家中逐渐替代了工业的经济统治地位,企业的用工需求趋向于弹性化,但典型劳动关系的封闭性并不能充分应对这种市场化机制。在企业要求灵活用工的背景下,第三方机构如职业中介、人事代理、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等应运而生,开始介入劳动力供求市场,产生和发展出了非典型劳动关系。这种非典型劳动关系下的劳动形态发生了变迁,与以往的标准劳动关系并不相同,我们称为非典型劳动关系。 

    这个时期的劳动形态主要有: 劳动时间灵活的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地点灵活性的远程劳动,突破单一雇主限制的兼职劳动、派遣劳动、外包劳动、委任劳动等,从属性弱化甚至消失的自雇型劳动、家庭工、个体经营、合伙经营等。这些非典型劳动具有如下特点:劳动时间和地点灵活多样;劳动方式并不局限于集团化的流水线劳动,可以单独或组成临时团队协作进行;劳动者身份不明确,就业状态不稳定,在可替代性上有很大差异;雇主提供部分或全部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劳动报酬具有一定的对偿性;雇主经营风险的一部分向劳动者转移;使用从属关系弱化或模糊。可见,随着劳动形态的发展,从业者游离于过去的标准劳动关系之外,其劳动权益保障受到影响。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人工智能革命。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从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科技发展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以摩尔定律和指数增长的爆炸性速度取得技术突破。《前线》杂志主编Kevin Kelly 被誉为未来的预言大师,他指出人工智能将再次推动工业革命。他在《失控: 机器、社会与经济的新生物学》中指出,人工智能时代具有数据驱动的特点,社会呈扁平化、去中心化等特征。个人财富不仅是通过劳动取得的物质生活资料,还包括劳动过程等体验积累。未来人机协同工作将成为一种常态,机器人负责需要效率的工作,而人类更适合从事艺术、哲学等创造性工作。上述人工智能时代特征会继续推动劳动形态的持续创新和深度演化,反映在劳动关系的表现要素上,主要包括:劳动者不再受劳动时间或地点的限制; 对于非集团化劳动而言, 原有的指挥监督只局限在劳动成果的交付上;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占有呈现去中心化的特征,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可以不再由雇主提供;劳动者承担更多的经营风险并获得收益;劳动报酬不必强调与劳动力支出的对偿性……这些劳动从属性持续弱化的发展现实,对传统的从属性劳动理论带来了极大冲击和挑战。


二、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形态的类型与特征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带来灵活化用工需求,会促进非典型劳动形态的加速发展,非典型劳动的典型化现象使之逐渐摆脱原来的补充角色,在人工智能时代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1、远程劳动

    “远程劳动”,也有人称作“电传劳动”,指从业者在传统职场之外通过电讯技术和设备从事弹性工作的形式。依赖互联网的普及,远程劳动者不必集中于雇主的传统工作场所从事工作。为了提高劳动场所的灵活性, 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销售、技术支持等工作人员都可以离开传统的办公场所,而通过网络、电讯的方式提交劳动成果。远程劳动始于全职劳动者的灵活办公需求, 后来又有了兼职类型的远程劳动,在互联网技术发达的今天该劳动形态得以迅速发展。对于全职的远程劳动而言,它往往依附于一个标准劳动关系,但不再拘泥于指挥监督的细节,而是更加关注远程劳动的劳动成果,劳动者对雇主的从属性有所减弱,但从属性的本质特征并未改变, 它是标准劳动关系的一种弹性延伸和拓展。当然,远程劳动的概念并不局限于标准劳动关系,对于非典型劳动关系来说, 为了促进用工灵活和提高劳动效率,同样可能采取远程劳动的方式完成工作任务。对这种非典型化的远程劳动而言,一般由劳动者自己提供劳动工具;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都很自由,但强调工作完成的时间节点;雇主对选用哪一个远程劳动者从事哪一项工作任务具有决定权,远程劳动者一般不具有专属性。
    在信息化社会,远程劳动有了促其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技术支持,虽然远程劳动还没有动摇劳动从属性的理论基石,但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科技与劳动的结合更加紧密,远程劳动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2、共享劳动

    依托互联网的便捷通信手段,通过撮合交易的方式匹配服务需求者和供给者,提供此类服务方式的互联网系统称作互联网交易平台。服务类型包括网络专车、网络代驾、网络厨师、网络打零工等。通过互联网交易平台的撮合,劳动者可以为多个对象提供服务。这些对象既可以是公司、组织,也可以是自然人。劳动者的身份可能是公司雇员,也可能只代表个人。对于依托互联网平台搜寻或匹配服务对象,以个人身份向许多不特定主体提供服务的劳动形态,我们称为共享劳动。共享劳动的初期是以兼职劳动的面目出现的,其目的是利用个体消费者的闲置资源,在业余时间暂时转移闲置资源的使用权。后期出现了以共享劳动为谋生手段的全职从业人员,虽然他们也利用了自身的生产资源,但这类劳动者以共享劳动收入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共享劳动者与那些受特定互联网平台全职雇佣的劳动者不同,他们并不专属于某个互联网经营平台,但互联网平台对于共享劳动者仍然负有审核、选用和提供劳动工具等义务;共享劳动者提供的劳务一般不能由他人来代替,具有人身专属性;劳动工具一般由劳动者自己提供;服务报酬除了劳动本身,还包括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的消耗;互联网平台对共享劳动过程没有具体的指挥监督,但可以通过智能软件等手段对服务方式、内容、条件等提出建议甚至据此进行考核;互联网平台利用共享劳动分散或转移了经营风险,同时给劳动者也带来了就业灵活性,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
    对于把共享劳动作为全职工作的劳动者而言,他们通过互联网平台为他人提供服务来获得收入,并作为其主要的生活来源。因此,共享劳动者虽然有权拒绝 “个别” 的服务对象,但无法拒绝 “过多”的服务对象,具有一定的 “经济从属性” 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共享劳动者并不专属于某个互联网交易平台,使从属性关系中另一方主体的“雇主身份” 变得模糊,带来了劳动关系认定的困难。另外,共享劳动者的劳动工具一般由劳动者自己提供,他们承担了几乎所有的经营风险。

    3、委托劳动

    不采取标准劳动关系进行雇佣,而是基于双方的信任,利用业务委托的方式把某项雇主事务交由个体劳动者处理,且由雇主承担其处理受托事务的后果,这种劳动形态被称作委托劳动。委托劳动可以覆盖的业务范围包括销售、独立代理人、律师、人事、财务等专业领域。特别是由于高级专业人才在人工智能时代具有的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其劳动力价格往往很昂贵。为了降低成本,有效利用这些高级专业人才,企业不愿意直接培养和雇佣此类劳动者,而采用业务委托的方式使用这些人才。另一方面,这些高级专业人才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也不愿局限于受一家公司雇佣或委托。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各种各样便捷的通信方式使世界变得异常扁平,这种极度扁平化使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适合的委托劳动者。
    委托劳动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适用民法调整,但委托劳动仍然具有一定的从属性,尽管这种从属性已经变得非常微弱。对于委托劳动而言,雇主一般不允许受托人把委托事项转委托,在委托劳动过程中一般也不会进行具体的指挥监督。

    4、人机协同劳动

    人机协同劳动是人工智能时代一种基本的劳动形态,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现阶段是机器人参与到组织化生产中,人类作为主导对机器人进行指挥和管控,而机器人协助人类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管控监督来自于对机器人准确性和安全性的担忧,比如在模糊数据的甄别和处理领域,识别电子票据的真伪还需要人类的介入以提高识别的准确性。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类人机器人的研发不断深入。研发类人机器人的一个动机,就是期待有朝一日劳动者能够和具有人类情感的机器人协同工作。虽然使机器人具有情感在现阶段还不现实,但不能怀疑其在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到那时,人机协同劳动不仅能提高劳动效率,也能带来更多的工作乐趣,从而彻底改变人类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
    当然,开发人工智能的初衷并不是希望由机器人来完全取代人类,而是希望借助于人工智能的力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完成更具创造性的工作。在这种观念之下,如果能实现人与机器的理性协同,也许人类与机器人能够携手进化,使机器人在超人工智能阶段灭亡人类的担忧变成一个伪命题。

    5、多重身份劳动

    人工智能时代把人类之间的竞争变成全方位的竞争。然而,这种竞争的动机可能不再源于生存的需要,而是对于劳动自由的向往。借助于人工智能对人类基础劳动的大规模替代,人类将从单一劳动的束缚中获得极大解放。一个人在一生中可以积累多个门类的专业知识,在个人兴趣的引导下,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可以使人从事多种不同的工作,使传统上固定行业的工作不再是必需品。某个人可能白天做财务,下班后做记者,晚上又能从事艺术表演,这种多重身份的劳动形态将会颠覆我们对自由职业的传统定义。此外,劳动者的身份转换也可以发生在受雇和自雇状态之间。当前,这种受雇状态的身份转换还只属于少数人,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成为常态: 劳动者在被他人雇佣的同时,也可能自主创业,或同时雇佣他人从事另外的工作。
    与其他劳动形态不同的是,共享劳动者使用同一种身份为多个不特定主体提供服务;而多重身份劳动的从业人员并不满足于只拥有一种专业技能或者同一种受雇状态,而是以身份的变化和体验作为个人追求。他们有时甚至不以劳动的有偿对价性作为条件,而是将其作为向自主劳动的一种过渡状态。简言之,多重身份劳动大大弱化了劳动的从属性关系,降低了雇主对劳动者的控制力。这种多重身份劳动的常态化将会造成社会流动加剧,冲击传统社会的阶层划分基础。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时代产生发展了诸多非典型的劳动形态,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时代典型的从属性劳动并不会消失。比如,得益于未来社会极其丰富的物质条件,对高端服务业、高端手工业的需求会持续增加,为满足这些需求仍然需要具有一定从属关系的人类劳动, 从属性劳动仍然具有内在价值。需要说明的是,机器人虽然受人类的指挥参与劳动过程,但机器人目前还不能被定义为人类,这种从属性关系只能受技术性规范的约束,不受劳动法规制。

 

三、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形态的特点

    工业时代是以典型的、从属的、封闭的劳动为特征的, 随着职业中介、人事代理、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等第三方机构介入到劳动供求领域,从而发展出了非典型的、富有弹性和开放式的劳动形态。以信息化工业革命为开端,伴随着互联网应用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些非典型劳动还在持续演化,将产生出多种多样的专业化、个性化、从属性弱化的新型劳动形态。在人工智能时代,得益于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这些多样化的劳动形态最终能使人类从繁琐的基础性劳动中解放出来,更多地从事那些具有社会价值的工作,劳动的意义将发生本质性变革。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形态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可以概况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以普遍性的自主劳动为终极目标 

    马克思说,劳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这是人的本质属性。这里所称“劳动” 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广义的“劳动”,我们可能终生需要这样的劳动,但不一定必须要有一份工作。人人有工作的社会状态是在工业化革命以后才出现的,这种有工作的“劳动” 是在契约平等基础上从属于他人的劳动,从工业时代的大规模雇佣劳动,到信息时代的非典型劳动,劳动形态从简入繁,从属性关系由紧到松,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多元的演化过程。
    我们把劳动视作实现某种价值的手段,劳动创造价值,价值才是劳动的意义所在。人类自由意志的存在,让我们有了平等的起点,也使人类个体产生了不同的价值需求。在工业革命早期,雇佣劳动是以基本生存为目的的,但如今劳动已经成为有价值、有尊严生活的组成部分。实现人人平等,就要尊重个人对价值的不同选择,对人生赋予不同的个体意义。比如,远程劳动使从业者享有工作场所的自由,共享劳动使从业者享有工作时间的自由……在人工智能时代,独立、个性化、创造性的自主劳动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普遍形态。

    2、过渡性的劳动形态大量存在 

    在社会大变迁的背景之下,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变革提速,社会流动加剧,劳动形态因此会持续演化。一部分工作消失,又有新的工作形式被创设;工作内容、工作方式也在不断进化; 受雇和自雇状态之间的转换将更普遍、更自由。人工智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人类的劳动时间将持续减少,这种整体性 “认知盈余”一方面促进了劳动形态的演化,另一方面又加快了社会变革的速度。因此,劳动的变动将成为一种常态,使社会上充斥大量的过渡性的劳动形态。
    参照法国学者提出的社会权利的“四个同心圆”理论,在社会普遍权利和从属劳动者权利之间还存在着有偿志愿者和自雇劳动者两种权利类型,这两种类型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也将大量存在。志愿服务的宗旨虽然是不求回报,无私奉献,但由于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时往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为了鼓励和支持志愿服务的持续发展,志愿者组织或接受志愿服务的受惠方会向志愿者支付一定的服务成本或经济补助,由此带来了志愿者的有偿性问题。这种有偿劳动,既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从属性劳动,又不同于无偿志愿服务,其有偿的部分使该服务关系具有了若干从属性的特征。自雇劳动则不具备从属性,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民法规则来考量受雇与自营中间的就业形态。由于智能时代的物质极大丰富, 产生巨大的社会 “认知盈余”,使从业者有可能依据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多元需求,选择有偿志愿服务、自雇劳动等来填充 “社会空闲” 时间。因此,这些由雇佣劳动向自主劳动过渡的中间形态,在人工智能时代会长期、普遍存在。

    3、劳动过程与消费过程的界限模糊化 

    人工智能促使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条件极大丰富,人们很容易迷失在纷繁复杂的消费选择中。新产品上市后,第一批消费者需要花费精力对产品或者性能做出选择并体验。而这种体验可以给后来的消费者作参考,具备参考价值并由此成为一种劳动形式,从而把劳动属性融入消费过程当中,使劳动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界限变得模糊。
    比如,体验师作为一种新型职业,近年来在旅游、宾馆、餐饮等服务行业十分活跃。虽然这种体验师职业被融入宣传和广告因素,但体验师履行合约、接受一定的管理并获取酬金,具有从属劳动的特征。虽然这种体验师或定制师目前只有零星的岗位需求,尚未形成普遍性的职业,但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效用倾向会多元共生,对体验或定制的需求将变得非常广泛。另外,在某些人工智能的专业领域,定制和选择的过程会非常复杂,这就使体验师专业的知识和独特的消费经验具备了市场价值。而体验师的专业性越是不可代替,其消费和定制的过程就越具有劳动特征。

    4、经济垄断普遍化与劳动形态原子化同时并存 

    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这种投入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回报。持续和追加的投入又进一步加大了投资规模,这种天量的资金门槛,结合市场竞争残酷的过滤机制,使那些具有垄断力量的组织可以靠资本的优势来主导人工智能技术。同时,人工智能带来的便捷性也创新了资本积累的方式和手段,使经济垄断愈演愈烈。这种“赢家通吃、一家独大” 的游戏,使同类型的公司在市场上只有最赚钱的那家才能存活。垄断资本通过持续支持技术研发或采取收购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等方式,垄断人工智能的技术资源。技术进步在带来广泛经济利益的同时,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出难以想象的物质财富。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贫富分化将不断加剧,经济垄断将普遍存在,并充斥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再加上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管理便利性,很可能会使这种单纯的垄断权利演变为一种有别于国家权力的“管理权力”。
    同时,人工智能时代由于劳动形态向自主劳动发展从而加剧了劳动形态的原子化。过去是标准劳动关系占主导地位,未来非典型劳动关系或将代替标准劳动关系的主导地位。智能时代的“去集中化”使集团劳动大大减少,也加大了劳动的原子化趋势。这种原子化的劳动形态虽然能使劳动者获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上一定的灵活性,但也会导致劳动者严重的贫富分化,比如专家型劳动者的报酬越来越高,而普通劳动者收入相对降低甚至出现失业等现象。

    人工智能时代,经济垄断普遍化与劳动形态的原子化同时存在,这种现实会不会使大量的个体劳动者丧失在社会参与中的话语权?经济垄断力量经过不断积累,社会两级持续分化,会使社会走向包容性体制的阶级和谐,还是滑向汲取性体制的阶级隔离?无论如何,保护个人财产和实现经济民主在未来仍然是重大的法学议题,劳动法必须直面现实,通过工资报酬和社会保障等法律制度的设计和调整,预防和减少贫富分化,实现保护弱势劳动者的立法理念。


四、新型劳动形态的挑战及法律选择 

    在人工智能时代,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降低成本、增强活力,必然要求用工形式的创新;劳动者为了实现个人多元价值,更多地追求和选择自主劳动等灵活就业形态。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劳动形态的创新和演化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这共同促进了非典型劳动形态的持续发展,也给劳动法理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理论如何走向创新 
    从属性理论是现代劳动法的基石,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是否需要对现有的从属性理论进行创新?虽然多数劳动法学者支持进行创新研究,加强非典型劳动者的劳动保护,但在实现路径上仍存在很大的观点分歧。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互联网对社会有很深的影响,其用工更灵活多变”,因此“急迫需要界定用工关系的性质和规范双方的权利义务,而劳工保护仍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可见,劳动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用工关系如何认识和把握,“互联网并没有改变雇佣关系的基本性质,‘雇佣关系的基本特征为劳动对于资本的从属性’,就这一点,才是判断‘劳动关系与否’的本质”。有的学者认为,对于民事雇佣关系,应加快民法社会化,将劳动保护理念融入相关民事制度和民法规范中。对于非典型劳动关系可以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但“准从属性”的独立劳动应依民法社会化的路径给予一定的倾斜保护。还有学者认为,“社会法作为第三法域应当扩大适用范围,劳动合同的调整机制也应当涵盖雇佣合同”。互联网的发展使人类更重视“个性”的生活模式,不再依赖社会化大生产,而员工与雇主的合作性是个别劳动关系发展的新潮流。

    劳动法属于社会法,起源于对实质不平等关系的法律调整,是对民法理论中“契约自由” 之修正,并且是这种“修正”的质变结果。通说认为,劳动关系具有从属性特征,其从属性主要体现为人身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笔者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劳动形态演化并不会从本质上改变劳动法的调整关系和调整对象,但非典型劳动者对雇主的组织从属性会持续弱化,而经济从属性仍会长期存在,构造“类劳动关系”或者“部分劳动关系”的概念,以实现对 “一部分非典型”劳动者的保护成为劳动法学研究的一种可能和必要,因此,广泛适用的基准劳动条件,以及就业者人身安全、人格自由与平等、基本职业培训等基本劳动权的保障急需研究,以惠及人工智能时代多种形态的非典型劳动者。
    面对现实社会劳动关系从属性弱化的不争事实,如何对从属性基准加以构建,劳动法对具有“准从属性”和 “部分从属性”的就业者是一概拒绝还是有限适用?适用的界限为何?其对劳动者保护又会带来哪些直接或间接影响?也许这才是需要学界讨论的难题。
    总之,完全否认从属性弱化的现实会限缩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影响保护弱势劳动者的价值实现路径。面对人工智能的时代变革,法律必须加以应对,如果法律本身不深入学习甚至可能导致自身的死亡。当然,理论创新的步伐要迈多大、多快, 仍然需要对非典型劳动发展的现实进行实证分析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2、用工弹性与就业安定如何平衡 

    非典型劳动强调用工的灵活性,是基于市场化机制之需求。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又促进了这种市场需求,由此演化出各种各样劳动关系更复杂、从属性更弱化的劳动形态。然而,我国的劳动法律是以典型劳动者为适用主体这一前提加以构成的,劳动力市场的法律制度强调对标准劳动关系的保护,而抑制非典型用工。由此导致了非典型劳动关系存在定位不清、调节机制不完善、保护措施不到位等问题。凡此种种,都使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无法适应智能时代劳动形态的多元发展。
    显然,以标准劳动关系实现劳动保护的固有思路已经不能解决灵活用工的社会现实问题,我们有必要在用工弹性需求和就业安定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不能忽视劳动力不同于一般商品的人格属性,通过劳动基准法等来平等保护典型和非典型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利用劳动力的商品特性,通过劳动市场法等促进非典型劳动形态的灵活配置,更好地调整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使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富有弹性和活力。而一个充满活力的劳动力市场,又会产生和释放大量就业需求,从而实现用工灵活与就业安全的有效统一。

    3、人机协同劳动的安全防护如何施行 
    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基本劳动形态类型,人机协同劳动与智能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安全防护上的法律问题。在自动化生产领域,由于人工参与的程度有限,机器人和劳动者分别独立工作,人机之间不直接接触,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危险性是可控的。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劳动者与轻型机器人协同劳动,共享同一工作区域,并有肢体上的接触。在这种情形下,一旦机器人发生故障,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鉴于这种潜在风险的存在,区分人机协作的紧密程度与危险系数是十分必要的,并据此确定法定的劳动保护条件和相应的违法责任,以保护人类劳动者。
    人机协作的紧密程度可以分为协助、合作、协同三种类型。协助是指劳动者能够完全决定生产过程,机器人仅起辅助和协调的作用;合作是指劳动者和机器人分别完成各自擅长的工作,但完成这两部分工作需要配合和协作,此时劳动者并不能完全决定生产过程;协同是指机器人不仅具有合作能力,而且具有高度智能,能决定部分生产过程,劳动者与机器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差异并不明显。危险系数可以根据机器人的性能参数、危险暴露程度分为低、中、高三种。机器人性能参数需要考虑到自体重量、最大输出能量、速度等与危害劳动者安全密切相关的参数;危险暴露程度需要考察人类肉体在生产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能性和最大伤害程度。人机协作越紧密, 危险系数、风险暴露程度越高,安全防护越严格,则相应的法定劳动保护条件愈高。此时的机器人技术,必须经过一定期间的机器测试,安全技术成熟后才能投入生产领域。而人机协作松散、风险暴露程度和危险系数低的智能生产领域,法定的劳动保护条件不必过于苛刻,对新技术的应用时机可以适当提前,以提高生产效率。
    当然,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速度很快,法律对此不可能亦步亦趋。法律的稳定性要求法律条文有一定的弹性解释和司法上适度的自由裁量空间。鉴于此,在人机协同生产领域,劳动法可以规定自我审查责任,要求企业采用风险程度相匹配的劳动安全防护标准。在自我审查责任的基础上,企业的法律责任应为系统性的组织责任,适用于严格责任原理;如果企业已经采取了恰当的安全防护标准,则适用于无过错责任原理,如工伤保险责任。

    4、新型劳动形态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如何化解 

    “技术性”失业理论认为,新技术的迅速普及必然减少对传统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在短期内造成失业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促使劳动形态深度演化,这带来了劳动生产领域的 “破坏性创新”。这种破坏性的力度和速度,加上工作形态的巨变,加重了人们对机器替代人类的恐惧和对失业问题的重视。然而,人工智能技术能否在长期内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还很难判断,认定劳动形态演化和技术性失业之间存在着简单的因果关系显得过于急促。笔者认为,两者之间实质互为因果:即新型劳动形态体现了智能技术推动下的用工灵活要求。同时,这些形形色色的新型用工又造成了传统用工关系的解体。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其对就业的影响比过去的技术革命更猛烈、更彻底,在未来某个短暂时期对传统用工形态的冲击将不可避免。
    应对这种挑战的社会法理论主要是分配正义和社会连带责任思想。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包括两条原则:自由原则保障每个人拥有广泛的基本自由;差别原则要求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应有利于社会中处境最差的群体。社会连带责任思想则认为社会中的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 因此相互间存在扶助弱者的连带责任。由于收入偏低的底层劳动者在劳动保护方面的弱者地位,以及相对于其他阶层(比如知识型劳动者)更易受到社会变化带来伤害的特质,在考察人工智能的技术性失业问题时,劳动法更应聚焦于底层劳动者。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冲击,实现新型劳动形态的平滑变迁,就要研究如何让社会、企业和劳动者三方能够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挑战。对企业而言,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要力求达到资源得到最合理配置的 “帕累托最优原则”,利用技术创新创造财富。不满足帕累托最优条件的技术,要在开发和应用过程中利用外部效应弥合不利影响。对劳动者而言,要提前做好职业转换的心理、知识和技能储备。国家和社会则要对那些在人工智能时代竞争失败的劳动者提供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具体来说,要鼓励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创造新型职业类型,鼓励劳动者在人工智能新型职业内就业、进行知识储备和技能训练;对于那些被智能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到的劳动者,要改革现有的劳动促进法,增加反就业歧视、市场化职业中介等内容,并加强新职业的就业培训,拓宽就业渠道;改革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各种非典型劳动关系,最大限度地把低收入劳动者纳入劳动保障范围内,并根据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劳动保障能力,以转移支付方式实现社会公平。 

    5、劳动力市场如何呈现开放包容 

    如果我们将劳动力市场区分为企业内和企业外两个劳动力市场的话,不难看到,一方面,我国当前的劳动法依然过于强调规范标准劳动关系,形成了凝固化、刚性化的企业内部的标准用工市场,不利于企业提高竞争力; 另一方面,非典型用工市场又在企业外部蓬勃发展,但如上所述,由于灵活用工主体的法律性质和地位不够明确,责任义务尚不清晰,使非典型劳动者的劳动保护不够完善。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形成封闭和隔离,不但妨碍了外部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发挥,反过来也难以实现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对典型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保障。
    面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挑战,必须改造现有的劳动法律,形成一体衔接的典型和非典型劳动保护体系,形成开放、包容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此,首先应明确非典型劳动关系的法律属性与地位,包括确定非典型劳动的适用范围、用工主体的法律责任等;其次要研究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脱离的可能性,针对人机协同劳动、远程劳动等带来的新的职业风险,将灵活就业者也纳入工伤保险的保障范围内;最后,随着自主劳动时代的到来,劳动保障的责任应从主要由企业承担转向社会化共担模式。比如,未来可以考虑 “全民基本收入”等保障方式,即所有人都有权利定期从政府或社会获得能够维持其生存为限的金钱,无论此人有怎样的工作状态、财产总额,或者准备如何花费这些金钱,这种保障方式能够惠及社会弱者,符合社会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并且由于就业结构的变化也可能使低收入阶层的比例减少。当然,是否采用这种保障模式还要以未来劳动形态演化的实际情况来确定,选择哪种劳动保护体系取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和我国当时的国情。


五、结语  

    让人类普遍性地享有自主劳动,在目前阶段尚不现实,对于各种形态的非典型劳动,我国的法律保护也远未到位。如何在劳动关系多样化的现实中构建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使劳动从一种被迫的生存必需,变成一种主动的价值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至少能为此提供一种契机和可能。能否实现普遍性自主劳动的社会理想,取决于未来时代的法律选择。
    人工智能发展的洪流无法阻止和改变,但无论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物质条件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有可能发展出适当的法律制度以照顾到每一个社会成员。若果真如此,这将是一个使人类社会走向更平等、更正义的机遇。如果人人享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可以自由自愿地选择喜欢的劳动内容和方式,而不再顾虑劳动的谋生属性,那么,劳动的意义就将发生改变,而劳动, 法对劳动关系的调整也必将出现全新的变革。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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